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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随父母从黑山迁来科索沃，那时这里还叫“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省”。

    他在伊巴河边娶妻，生子，丧妻，送走两个去贝尔格莱德读书的儿子，埋葬出生三天就夭折的孙女。

    核桃树是他1948年栽的，树龄五十一年。

    树干直径已经超过他的腰围，每年秋天能打下四大筐核桃，妻子活着时用来做核桃糖，妻子走后他送给邻居。

    邻居是阿族人，姓克拉斯尼奇。

    老米洛拉德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那家男主人战前是大学老师，3月逃去了马其顿，房子被“科索沃解放军”征用过，窗户全碎，院子里长满野草。

    六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你愿意把房子卖给政府，搬到塞尔维亚中部去吗？

    他会把那人赶出院子。

    六个月后的今天，他读完了那两份文件。

    补偿价格：每平方米430第纳尔，经独立评估师确认，为该房产市场公允价的92%。

    搬迁补贴：一次性发放6000第纳尔，用于支付搬家费用及新居安置。

    65岁以上老人额外补贴2000第纳尔。

    新居安排：可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A.在塞尔维亚中部任何城镇购买同等面积的私有房产，购房款由补偿基金直接划拨至卖方账户。

    B.接受政府提供的保障性公寓，50年使用权，月租金不超过申请人月养老金的15%。

    公民身份：不因迁居丧失南联盟公民身份。

    新定居地享有与原住地同等的社保，医保，教育权利。

    老米洛拉德的儿子昨天从贝尔格莱德打来电话。

    “爸，过来吧。我们单位旁边有套公寓，两室一厅，电梯楼，冬天有暖气。”

    老米洛拉德没有回答。

    他挂断电话，走到核桃树下，用手掌抚摸粗糙的树皮。

    1948年春天，他用铲子挖坑，把手指粗的树苗栽进土里。

    那时候他二十一岁，新婚，对未来一无所知，只知道这棵树会活得比自己长。

    他想：如果我走了，核桃树怎么办？

    文件里说：果树按评估价单独补偿，品种每株80至250第纳尔不等，树龄逾五十年者额外加价30%。

    他合上文件。

    拿起笔。

    签了字。

    8月至12月，共有六十七万人在《不动产处置选择权声明》上签字。

    他们带着补偿金离开原住地。

    他们空出的房子，由另一方迁入。

    政府没有强征过一平方米土地。

    没有发生过一起因迁居引发的暴力冲突。

    没有一例补偿款拖欠记录。

    南方共同体投资银行巴尔干不动产补偿基金，共支付补偿金约46亿第纳尔。

    其中16亿由塞尔维亚政府以国有企业股权折抵，30亿由共同体投资银行垫付。

    这笔垫付款，通过亚非铁路桥东南欧支线的运营收益分成，全额回收。

    ……

    科索沃北部，兹韦钱。

    联合国测绘队的直升机降落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

    队长是瑞典人，五十岁，参加过克罗地亚，波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三次边界勘测。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最简单的一次。

    “没有争议区，”他对助手说，“因为双方根本没有要求争议。”

    助手是新来的芬兰年轻人，刚从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毕业，第一次出外勤。

    “为什么不争议？”

    瑞典人指了指山下。

    山下，伊巴尔河静静流过。

    河南岸是米特罗维察的阿族社区，新建的公寓楼脚手架还没拆，红色广告牌写着某家九黎家电品牌的阿尔巴尼亚语标语。

    河北岸是塞族社区，东正教堂的洋葱顶在阳光下泛着浅金色。

    一座临时浮桥横跨两岸。

    浮桥上，阿族商贩的卡车和塞族农户的拖拉机并排等待通行。

    交通指挥员是个穿联合国警察制服的黑人，来自加纳，手持荧光指挥棒，表情平淡，像指挥任何一个普通城市的早高峰。

    “他们要争议什么？”瑞典人说，“河南的人要去河北上班，河北的人要去河南卖菜。”

    “边界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战壕，是高速公路收费站。”

    塞尔维亚—科索沃联合勘界委员会提交最终测绘报告。

    报告厚度317页，附图47幅，坐标点2137个。

    报告扉页有一句话，用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汉语三种语言书写：

    “本报告所述界线，系根据6月实际控制线测绘。”

    “双方确认，此线不代表任何一方对科索沃最终地位的法律立场，亦不影响双方在未来适当时间就此问题进行政治谈判的权利。”

    签字人：

    塞尔维亚共和国国家测绘局局长

    科索沃自治省地籍管理局局长

    南方共同体代表没有签字。

    他们是见证人，不是缔约方。

    但所有人都知道：

    没有那支2000人的“和平履约监督团”驻守在普里什蒂纳郊外的营地里。

    没有那艘常驻利马索尔的航母战斗群的雷达，每天扫描亚得里亚海的天空。

    没有那个在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往返六十七次的黄皮肤调解人。

    这份报告不可能诞生。

    ……

    希腊，塞萨洛尼基港。

    第一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集装箱班列驶入港口。

    机车是九黎造的，塞尔维亚工程师调试，保加利亚司机驾驶。

    货舱里装载的是：兹雷尼亚宁农机厂的联合收割机配件，克拉古耶瓦茨汽车厂的变速器总成，尼什电子厂的通信基站天线。

    发往目的地：埃及亚历山大，阿联酋迪拜，九黎西贡。

    这是“东南欧稳定与发展对话”的第一个实质性产出。

    三年后，南方共同体邀请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希腊，匈牙利，北马其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十一国交通部长，在塞萨洛尼基签署《东南欧运输共同体框架协定》。

    协议核心只有一条：

    统一过境报关文件格式，互认车辆检验合格证书，在主要边境口岸开设“绿色通道”，将货运卡车平均通关时间从7.2小时压缩至1.5小时以内。

    没有慷慨的援助承诺。

    没有复杂的争端仲裁机制。

    只有一本统一印制的，用十二种语言印刷的，厚73页的通关指南。

    东南欧区域内部贸易额增长217%。

    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杜布罗夫尼克铁路复线改造工程开工。

    这是亚非铁路桥欧洲延伸段的第一期，南方共同体投资银行提供优惠贷款6.7亿美元，塞尔维亚铁路公司以未来三十年线路运营收益权作为担保。

    开工典礼那天，佐兰·达尼奇，前第250防空导弹旅指挥官，退役上校，现任塞尔维亚铁路公司安全顾问，站在杜布罗夫尼克老城外的隧道口。

    他身边站着九黎工程师林远山，以及一位穿着塞尔维亚铁路制服的年轻人。

    那是达尼奇的大儿子，尼古拉。

    尼古拉三年前从贝尔格莱德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入职铁路公司，参与复线改造项目的桥隧设计。

    “我爸以前打下过隐形飞机。”尼古拉对林远山说，语气里没有炫耀，更像陈述一个久远的事实。

    林远山看了看达尼奇。

    达尼奇没有回应。

    他望着隧道口。

    盾构机已经进场，巨大的圆形刀盘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他想起多年前那个夜晚，S-125导弹发射架指向漆黑的天空，雷达屏幕上那个微弱的光点。

    那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

    但此刻，他站在这里，亚得里亚海岸边，儿子设计的铁路隧道即将贯通，第一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货运班列将在明年春天驶过这条隧道，把塞尔维亚的汽车配件运往埃及，阿联酋，那个他从未去过的东方国家。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胜利”。

    但他知道，尼古拉的孩子，不会像自己一样，一生都在等待某个夜晚的某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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